Article,
The Era of Great Newspapers - 第五章 反右和"文革"的狂瀾
media.people.com, (20050713)
Abstract
1956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新聞改革，到次年戛然而止﹔反右斗爭和“大躍進”迅速興起。
在這之前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黨領導的新聞事業在探索中前進，小有成效，但是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和“大躍進”違背經濟規律的失誤，給新聞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沖擊。那個年代，報紙由於身陷狂瀾，推動了當時的社會運動。雖然1960年以后，黨改正了一些“左”的錯誤，新聞工作一度有所進展，但是仍未能從根本上糾正過來。
更為嚴重的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十年動蕩的時局后，“左”傾錯誤演變成全局性的泛濫。這一時期，中國媒體紛紛停業，報刊數量銳減。期間的幸存者也被“造反派”佔領，成為斗爭的工具，假新聞、“假典型”頻頻在報上出現。新聞事業在這十年間受到了摧殘與重挫，成了歷史的傷痕與殷鑒。
5.1 大鳴大放和反右斗爭
1956年之后，中國大陸報業已完全實現公有化，報道方式也有新的突破。1957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
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於次日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闡釋這次整風的目的、意義和方法，要求廣大群眾響應中央號召，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向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提出批評與建議，這一做法在當時有一專有名詞，即“鳴放”。所謂“鳴放”，開始於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后，指對自己或他人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黨中央認為這種方法可以幫助整風，於是“整風”和“鳴放”就成了新聞報道的中心。
整風運動開始后，各界人士（包括民主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借“大鳴大放”對中共領導的工作提出批評意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指示在5月8日到6月7日期間，“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接到指示后的《人民日報》及各地黨報客觀地報道了各界整風談論會的情況，“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1“引蛇出洞”手段的利用，使反右傾斗爭升級，部分提出批評意見的人士被劃為“右派分子”，新聞界的斗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行。
新聞界在報道整風的同時，也就自身工作開展了“鳴放”。5月16日至18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北京大學新聞專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聯合召開新聞工作座談會，與會者力圖積極“鳴放”陳述己見，提出了許多新聞實踐和新聞理論上的問題，如黨報的性質和新聞自由等。王中認為，黨報應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不應成為“布告牌”、“留聲機”和“翻版書”，提出黨報應該辦得更加貼近民眾。還有人在會上提出讓其它黨派多辦通訊社和報紙，提高新聞工作者的地位，以及尊重解放前的老記者。此外，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激烈言辭，如辦“同人報”2、“改變社會制度”、“輪流坐庄”等。
一直關注新聞報道與新聞界動向的毛澤東，指出了右派的問題，並指示：“我們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這一指示為接下來的反右斗爭預留了伏筆。5月14日，毛澤東曾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認為黨內的一些修正主義思想者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事業的區別。
5.1.1 重點攻擊《文匯報》
《文匯報》是經過改造后成為人民報紙的報刊之一。反右傾斗爭開始之后，該報成為報界攻擊的重點。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一、 1957年初，該報為貫徹“雙百”方針進行了一場關於電影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意見，刊登了《電影的鑼鼓》（轉載自《文藝報》）以及《為了前進》兩篇文章，被認為是對右傾的試探。
二、 對於“大鳴大放”，《文匯報》主張“把鳴放的重點放到基層中去”的觀點，被認為是“唯恐天下不亂”、“向黨猖狂進攻”。
三、 該報報道“北大民主牆”，宣傳“海德公園”式的民主，被批評為“為右派分子張目”。
四、 該報對中國人民大學在鳴放中的偏激批評，被說成“造謠誣蔑煽惑人心”，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無產階級專政”。
五、 該報發表著名詩人流沙河的組詩《草木篇》，引起不少批評，此后《文匯報》又發表訪問記《流沙河談“草木篇”》，報道流沙河的意見。當時，流沙河及訪問記的作者都被劃為“右派分子”。
六、 該報的編排方式也引起爭議，《文匯報》在對“大鳴大放”報道的編排上突出了一些偏激的意見，反右派人士認為，這充分表明“新聞編排上的極其鮮明的反動性”。
七、 對“左葉事件”的報道，應是引致攻擊的最大原因。
是年4月1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在北京參觀全國農業展覽館。當時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負責維持秩序，與現場採訪的記者發生口角。
5月7日，《中國青年報》發文《部長助理與攝影師》，批評左葉，但未點名。5月8日，《文匯報》發表北京專電《新聞記者的苦悶》，點了左葉的名。同日，該報還發表社論《尊重新聞記者》。10日《人民日報》副刊發表諷刺詩《官僚架子滾開》、小品文《要學會尊重人》和漫畫。11日，新華社就此事發了通稿，許多報紙都發表了消息和言論，要求尊重記者。
然而，6月8日，《人民日報》就一封恐嚇信事件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斗爭由此登上歷史舞台。14日，《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稱兩報已在短期內成了走資派，
“利用百家爭鳴和整風運動，發表大量帶煽動性的報道”。《人民日報》等黨的機關報在斗爭中充當喉舌，“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被當作“群眾斗爭的形式”，成了新聞報道的熱點。
此后，《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立即進行了檢查。前者發表自我檢查的社論《明確方向，繼續前進》，后者則以“本報訊”的形式報道該報社務委員會舉行會議進行初步檢查的情況。
反右派開始以后，有關“左葉事件”的報道被指失實，是右派“利用這個事件向我們的黨和國家猖狂進攻”。后來，批評左葉的有關報紙和個人，紛紛做了自我的公開檢討，最早報道和討論此事的一些編輯、記者被劃為“右派分子”。
6月24日至8月中旬，第二次首都新聞工作座談會召開，是新聞界反右斗爭的一個重要陣地。會上批判了新聞界的一些重要“右派分子”，對參加第一次座談會的一些人及其發言進行了否定，進一步擴大反右斗爭。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見附錄三），指出文匯報“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反而“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社論指出，《光明日報》的工作人員“嚴肅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后“立場根本轉過來了”，“新民報犯的錯誤比文匯報小，它一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社論認為《光明日報》和《新民報》改正了錯誤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報紙，而《文匯報》仍在走資產階級方向的老路，斷定《文匯報》有一個“民盟右派系統”，即“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把報紙的政治方向定位於“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另外，此“七一”社論還評價兩次首都新聞工作座談會為“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評述全國反右斗爭形勢，提出了反右的政策和策略，把全國的反右斗爭推向高潮。
自《人民日報》點名批評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后，一些報刊紛紛發表文章，公開檢查自己在整風鳴放中的問題，包括《中國青年報》、《大公報》和《北京日報》等，新聞界的反右斗爭普遍開展。《人民日報》從6月11日至9月底，報道的新聞界“右派分子”就有104人，其中總編輯5人，副總編輯11人。
38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使斗爭深入，再深入！》，在反右斗爭已經擴大化的情況下，仍繼續號召深入斗爭。全國新聞界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中，絕大多數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改正。
這場激烈的政治運動，僅僅持續了兩三個月﹔對於右派觀點的批判，則一直持續到1958年上半年。此時的新聞被賦予了越來越“左”的含義，如階級斗爭的工具、政治的工具等，探討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主張和設想，以及1957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新聞工作者座談會，都被反右斗爭壓了下去，被批為“擺出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線”。許多新聞工作者、新聞學者（如王中教授），都成了反右斗爭擴大化的犧牲品﹔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則包括《文匯報》的徐鑄成、浦熙修（副總編輯兼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等21名新聞工作者。
5.1.2 大躍進與中共黨報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經濟戰線形勢大好，黨內“左”的思想亦進一步發展，認為要打破“常規”，尋求“巨大的躍進”。在急於求成和夸大主觀意志的冒進風氣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於1958年草率登場。
這一時期窒息的新聞氛圍使新聞業非但不能按照本身的規律發展，甚至不比1957年以前的水平。1958年，新聞媒介成了推動“大躍進”有力的工具。
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乘風破浪》，提出：“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且超過美國”。2月2日，該報再發出社論，號召：“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4
12日，《人民日報》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閉幕發表社論《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提出“爭取在3年內使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隨即掀起“大躍進”的高潮。此后黨報的報道版面強調“快”。
《人民日報》6月21日的社論《力爭高速度》，認為“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甚至強調“加快建設的條件是客觀的存在，問題是我們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此外，黨報在對工業和農業生產的報道上，大放衛星﹔在人民公社化的宣傳上強調人民公社即向共產主義過渡。諸如此類的報道和宣傳，幾乎遍布各領域。
黨報在整個1958年的宣傳報道，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中心，假新聞、假照片充斥版面，聲勢大、變化快、調子高成為“大躍進”宣傳報道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不少有權威的黨報，脫離了客觀實際，違背了新聞規律﹔不正確分析客觀事實引出科學的結論，而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例如《人民日報》在一些報道中說：“思想解放無邊無岸”，“異想就能天開”，“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的不決定於這種或那種的條件，而決定於人，決定於廣大的人民群眾是不是鼓足干勁，是不是力爭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其中最典型的論述。另外，一些省級報紙也向民眾灌輸“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隻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這種不切實際的思想。
全國各條戰線“大躍進”形勢迅猛發展，新聞界對“大躍進”的宣傳也向高潮推進，“左”的宣傳更加突出，主要表現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面的浮夸風、宣傳推廣先進經驗方面的瞎指揮風、政策理論宣傳方面的片面性三個方面。5
在報道“大躍進”的過程中，新聞界得出結論，認為隻有自身“大躍進”才能更好地宣傳“大躍進”。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報》舉行了“大躍進”動員大會，會上宣布了《苦戰三年的工作綱要（草案）》，號召編輯部全體工作人員苦戰三個月，使報紙面貌一新﹔苦戰三年，使該報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黨中央機關報、全國人民愛不釋手的精神食糧。綱要於同年8月初正式公布實施，強調：
社論也應貫徹“大中小同進並舉”的方針。人民日報每月應該有四篇至八篇理論性很高的社論……編委會的成員每年至少寫出這樣的社論兩篇……應該有更多“中小型”的社論……爭取每天都有，其中質量較好、得到一般好評，應佔十分之三到十分之五……使人民日報在東方問題的宣傳方面，成為一個最有權威的報紙……千方百計地利用廣大讀者的來信，使讀者來信真正成為豐富報紙內容的源泉，每月爭取利用讀者來信600件至1000件……消除報上的錯誤……報紙的文風要有一個大躍進，一切文章都要達到准確性、鮮明性和生動性的要求……
應堅決擠出篇幅來刊登一些文藝性、科學性和知識性的多種多樣的品種……努力使人民日報的副刊在內容上和形式舊都成為全國最出色的副刊……使人民日報成為全國印刷最好的報紙……6
此后，在《人民日報》的帶動下，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各級報紙相繼制定類似的工作草案，開展同類活動。在新聞業務工作的“大躍進”中，廣大新聞工作者迸發出雷厲風行的革命干勁，是可貴的。但是在“大躍進”的大環境下，單憑主觀意志、盲目樂觀地發展新聞事業，以致新聞報道夸大、失實，最終嚴重損害了新聞的公信力。
“大躍進”期間，新聞工作出現嚴重“左傾”，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1958 年杪，糾正“大躍進”錯誤的苗頭剛起，很快就被次年夏開展的反右傾斗爭再發展起來，直到1960年冬才停止。1959年，新聞界受到高姿態的批判。
1960年后，國民經濟實行“調整、充實、鞏固、提高”，新聞報道也進入了調整期。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新聞學又開始研究一些問題，報紙改革了內容、表現手法及版面安排，消息、言論開始轉向真實，副刊也比較活躍﹔但新聞學的研究仍流於膚淺，新聞改革也隻限於一些枝節。對於新聞制度等問題，人們仍舊誠惶誠恐，不敢越雷池半步。
報界在“大躍進”中的“左傾”並沒有使報業發展停滯。這期間的晚報、農民報、企業報和少數民族報等，都取得了發展。晚報業在原有的《新民晚報》和《天津晚報》的基礎上有所擴展。1957年10月，《羊城晚報》在廣州創刊，作為《南方日報》的輔助和補充。
1958年3月，《北京晚報》創刊，為小型綜合性晚報。此后至60年代初，又有一些晚報出現，其中大部分是市委機關報由日報改為晚報，包括《長沙日報》改為《長沙晚報》，《西安日報》改為《西安晚報》，《沈陽日報》改為《沈陽晚報》，《南寧日報》改為《南寧晚報》，《成都日報》改為《成都晚報》，《合肥日報》改為《合肥晚報》，《南昌日報》改為《南昌晚報》，同一時期創刊的報刊還有《武漢晚報》、《鄭州晚報》等。60年代前半期是各省農民報興起的時期，中共陝西省委恢復出版了陝西農民報，北京、山西、安徽、江蘇等省（區）都出版了農村版。
這個時期的政治期刊也有較大發展。1958年6 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紅旗》雜志在北京創刊，總編輯為陳伯達。它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出版的中央理論刊物，初為半月刊，后改為月刊﹔發刊詞聲稱，要“密切地聯系群眾”，“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紅旗》雜志在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個理論刊物。其后，各省、市、自治區也相繼創辦了一批各自的政治理論刊物。
在地方黨委主辦的政治理論刊物中，北京市委的《前線》雜志是影響較大的一個。該刊創辦於1958年11月，由鄧拓主編。《前線》的《發刊詞》寫道，建設社會主義既不能右傾保守，也不能單憑主觀的熱情，盲目地蠻干。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憑靈機一動的本能辦事，不能按照片斷的材料和表面現象辦事，更不能像風箏、氫氣球一樣，隨風飄蕩，跟著空氣辦事。總之，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任意亂干。如此針砭時弊的精辟言論，在當時“大躍進”的年代無疑是盛世危言，可是這些言論在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卻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1966年5月18日，鄧拓成了全國口誅筆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在文革的批判聲中含冤去世。
5.2 “文革”令報業窒息
自六十年代中起，“文化大革命”橫掃落葉般在全國各地起舞，導致新聞事業經歷了大災大難的十年。
5.2.1 報業發展困難重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攻擊《海瑞罷官》的作者吳?。這篇文章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來，北京《解放軍報》、《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分別轉載此文，旋即引起了熱烈的公開討論。姚文元文章的發表，在學術、文化界引起思想混亂。
1966年2月3日，由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學術批判中出現的問題，整理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提出“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等問題。這個提綱隨后遭到了毛澤東的明確否定，直斥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壞人。
1966年4月18日，由於“全國學習解放軍”熱潮而擁有很高威望的《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利用解放軍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公開號召開展“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范圍內造成很大的影響。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還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
516通知）要求徹底批判文化領域各界（包括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和“反動學術權威”﹔批判和清除混進這些領域以及共產黨、政府和軍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對鄧拓、吳?、廖沫沙所謂“三家村”進行批判，成為中國當代新聞界的一大冤案。
《人民日報》是黨的中央機關報，然而，從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516通知》的傳達都沒有在第一時間發布，處於被動狀態，往往跟在別的報紙后面轉載重要文章。5月初，迫於壓力，《人民日報》每天用4個版的篇幅宣傳“文化大革命”。就在對“三家村”批判不斷升溫的氣氛中，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組，新聞界的奪權亦首先從吳冷西領導的《人民日報》開始。1966年5月28日，根據毛澤東的部署，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宣告成立，陳伯達任組長。5月31日，中央宣布以陳伯達為首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控制了該報的領導權。陳伯達改組報社的班子，成為
“文化大革命”的宣傳部，左右全國的輿論導向。其后不久，工作組還控制了《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的實際運作。至此，文革中“兩報一刊”的宣傳機構形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向全國下達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令，指出：一個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國興起……（號召民眾）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7
從此，《人民日報》的地位大變，不再處處被動，搖身一變成為“中央文革”左右全國輿論的宣傳機關。
同年6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中共北京新市委（舊市委已被打倒）的決定，撤銷《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原編委會及范瑾的社長職務﹔同時宣布新的編委會成立﹔撤銷《前線》編委會，並將該刊停刊整頓。
文革初期，《人民日報》利用其影響力和權威，支持“造反派”，貶斥異己，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同時鼓吹“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等“斗爭哲學”，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搏斗”。此外，“兩報一刊”還極力推崇大字報，稱之為“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由於這些報刊不斷為
“造反派”造勢，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深入。
在輿論的推動下，年輕學生首先起來“造反”，走上街頭“破四舊”，打砸搶，抄家，隨意揪斗人，學校以及許多單位的黨組織在“造反”風潮中癱瘓，廣大干部、教師受到沖擊，人心惶惶。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黨培養出來的新聞干部被揪斗，被打倒。許多新聞單位的領導，被“四人幫”培植起來的黨羽取而代之。中國新聞界面臨了空前的災難。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紙問題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報可以停刊鬧革命。3日和4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先后被造反派接管，為奪取上海市黨政大權的“一月風暴”拉開序幕。《人民日報》於1月9日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佔領報紙陣地》，高度稱贊兩報的奪權是“文化大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號召國內其它新聞機構學習。於是在林彪、江青等策劃下，新聞界的“奪權”之風迅速刮遍全國。國家法律允許出版的報刊雜志遭到沖擊，絕大多數陷於癱瘓。一年多的時間裡，原省、市、自治區的機關報都改為革命委員會的機關報，有的改了報名，有的重新編號出版。1968年9月1日，陳伯達、姚文元組織炮制了全面否定建國以來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的文章《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以及《紅旗》雜志上發表，新聞界所受的破壞進一步加深。
為此，華夏報紙數量驟減，據統計，1965年全國郵局發行的中央及地方報紙共413種，1966年降為390種，1967 年降為334種，到1968年底，全國報紙數量僅42種，全國性報紙隻剩下4種，降為歷史最低。1965年全國郵局發行的中央級和地方級雜志共有767
種，1966年降為248種，1967年僅有102種。
“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把新華社的干部稱為“一筐爛西紅柿”，說人民日報社的干部有“一股邪氣”，《紅旗》雜志社的干部都應該“用鐵掃帚掃出去”。給報社寫稿的作者隊伍，被誣蔑為“踏進新聞界”的叛徒、特務、三教九流、“牛鬼蛇神”、封建遺老遺少、資產階級學者權威﹔被陳伯達統稱為“反革命打手”。
新聞界的“奪權”斗爭，搞垮了新聞工作者隊伍，打亂了新聞工作者的思想﹔使中央文革小組控制全國的報刊，操縱輿論工具，狂熱推行極左路線得到了組織的保証。
“文革”小報
新聞界“奪權”發生以后，由於黨、政、軍、文化機關出版的許多報刊紛紛停刊，而隨著革命組織內部分為兩大派，他們為了擴大影響，因此創辦了一大批“文革小報”和“紅衛兵小報”，僅北京地區就有“文革小報”800種以上，全國則有幾千種之多。
這些小報開始是油印，后來大都發展為鉛印，先在學校、機關、工廠內部派發，后來逐漸向社會發行，印數為每期幾千份、上萬份，乃至幾十萬份不等，多為不定期刊，隨出隨停、隨停隨辦。據北京業余集報愛好者何理手存樣報，以及他在北京幾家主要圖書館的調查，迄今已見或有確實記載的北京地區的“文革小報”近
1000種，約計8770期。全國出版的“文革小報”（鉛印或膠印）超過6000種。8
小報的主要內容也是鼓吹“造反”，一般較少刊登新聞，主要靠刊登內部揭發材料和“首長”，攻擊對立幫派來吸引讀者。由此可見，這些小報是黨同伐異的工具，互相攻訐、謾罵，為維護各自組織的利益，肆意刊登假消息歪曲事實。中共“九大”之后，各派的“大聯合”以及基層領導班子的建立，使得小報數量逐漸減少。
從1966年夏至 1968年秋小報活躍期間，《人民日報》多次轉載小報編輯部、小報記者撰寫的文章。為了加強對小報的引導和控制，中共中央於1967年5月14日發布《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肯定了革命群眾組織編印的各種報刊、傳單在宣傳戰線上起了重要作用，針對這類報刊在宣傳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提出來具體的政策規定，包括強調小報的“政治方向”等。
小報是傳播“文化大革命”運動信息的重要媒介，由於它專門刊登大報和電台不予報道的消息，因而格外受到群眾組織的重視。小報又是群眾組織用以擴大自己社會政治影響力的重要工具。
5月14日的中央文件發布以后，文件所批評的小報存在的種種問題，並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有些問題相反地愈演愈烈。隨著各種群眾組織的解散、解體，他們主辦的“文革小報”方才隨之消失了。
扭曲“黨性原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經過長期錘煉，形成了固有的傳統，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黨性原則”。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黨性和群眾性是統一的、一致的，黨的新聞事業就是人民的新聞事業。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黨內不正常的政治環境，特別是“四人幫”的操縱權術，“黨性原則”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扭曲。從在報刊上點名批判領導干部開始，完全違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反映了當時中央的政治步調。尤其是經過了新聞界的“奪權”之后，一大批堅持真理、熟悉報刊“黨性原則”的領導干部，以及一大批新聞干部被逐出新聞單位，其后掌控新聞輿論機關的投機分子，嚴重踐踏了人民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
“兩報一刊”的社論、編輯部文章，成為統一全國輿論和號令全黨全國的指揮棒。它經常披露“最高指示”和新的運動口號，發布關於運動的最新“戰略部署”。它成為各級干部和人民群眾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
文革初期，林彪地位不斷提高。他否定唯物史觀，反對“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否定報紙作為領導機關與群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強調報紙是不見面的“司令員”、“指揮員”，高級領導機關的“主要任務”就是抓好報紙。“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加上“兩報一刊”的宣傳，使林彪“辦報思想”在全國廣泛流傳，在新聞界造成惡劣影響，進一步破壞和扭曲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報刊上形式主義、片面性的宣傳越來越多，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越來越突出。
文革期間，全國的新聞單位被“質問”、“通牒”，甚至被包圍、奪權、改組。亂局之下，新聞作品大話、空話、套話俯拾即是，報紙上充滿著“戈培爾”8
式的假設報道和吞噬民意的言論。個人崇拜是當時新聞報道的一大特色，各報以種種手法，突出宣傳毛澤東個人的偉大、英明，把他塑造成脫離人民群眾、脫離黨的集體、凌駕於全黨之上的偉大“統帥”、“舵手”、“天才”。當時，毛澤東在報上的照片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甚至在一張對開大報上佔半個版。例如，
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大字標題報道了毛澤東不久前在長江游泳，並配上他在快艇上揮手的大幅照片及語錄。次日又發表社論《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把毛澤東在長江中一小時零五分的暢游稱為令全國振奮的“喜訊”。
在政治壓力之下，當時的文章千篇一律，報紙百家一面。無論是文章、新聞評論，還是社論都隻有一種寫法，即毛主席語錄加例子，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詩詞作開頭，以“最最最最敬愛的領袖”或“祝您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作結尾，形成一種特殊的“文革報刊文體”。“兩報一刊”在報道上突出毛澤東凌駕於全黨之上的領袖地位，以強調自己“無限忠於”、
“無限崇拜”的政治立場，並在這方面做出“樣板”﹔各報必須依照“樣板”，甚至連標題放在什麼位置、欄目多少、字號大小，都必須一模一樣﹔各地的“革命小將”、“革命群眾”常常拿這些“樣板”比照和檢查各種報刊的版面和內容。各報若與“樣板”稍有不合，就會採取“勒令停刊”之類的“革命行動”。夜班發排稿件時，編輯總要千方百計與中央報刊“對版面”。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幫”徹底利用黨報作為他們的謀權工具。誣蔑、批斗和“影射史學”的字眼在報刊上泛濫，羅織罪名的“大批判”成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報刊的一大特色。
70年代初，中國報業雖然也在黑暗中透出一線曙光，但到了“文革”后期，新聞宣傳被“四人幫”牢牢操控在手，發起了“批林批孔”、“反復辟”、“批鄧”的宣傳，及至1976年群眾自發抗議，掀起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四人幫”旋即鎮壓該運動的輿論。
十年動蕩期間，報刊和通訊社的國際宣傳同樣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人民日報》在國際宣傳上，視中國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大張旗鼓地宣傳和推動世界革命，向外大力宣揚毛澤東思想，批判國外資產階級，並且曾支持美國國內人民的革命斗爭、柬埔寨及印支三國的抗美斗爭，宣傳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重要理論和戰略思想。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感到自身情況危殆，又一次恣言誤導輿論。9月1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名發表社論《毛澤東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假托毛澤東的“臨終遺囑”：“按既定方針辦事”。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派人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解放軍報社、光明日報社等單位，重新掌握輿論宣傳大權。24日，新華社播發首都百萬軍民集會、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勝利。2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5.2.2 其它新聞業務的畸變
文革期間，中國的新聞教育事業也遭到了嚴重阻滯。1966年秋季，各大專院校新聞系（專業）停止招生，在校師生一律停課，新聞系教師被迫轉業或下放“勞改”，許多新聞學者遭到了迫害，正常的教學秩序完全被推翻。中國原本就有“新聞無學”的論調，加上文革期間，“群眾辦報”、工農兵辦報等觀點盛行，認為“新聞系根本不能培養出革命的、戰斗的新聞工作者，可以不辦”。1969年，全國出現了“堵死”新聞系的聲勢，招生計劃和教學活動均被停止，一些院校宣布解散，教職員或到五七干校任職，或到農村當農民，圖書資料大多當廢紙出售或焚毀。中國的新聞高等教育被逼到油盡燈滅的邊緣。
新聞研究同樣無法避免受極左思潮的危害，學者不但無法從事正常的新聞研究，大量寶貴的新聞史料亦在動亂中被毀。新聞學著作在十年間大約隻出了40種，而且內容深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新聞專業刊物被迫停刊，新聞研究機構和新聞學會停止活動或解散。“左”的新聞觀點為新聞理論思想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70年代，黨的傳媒的主要收入是直接的財政資助（如設備、工資、新聞紙補貼等各項撥款），或間接的政府津貼（如報紙的公費訂閱）。長期的計劃經濟造成廣告市場不斷萎縮，到了“文革”期間，新聞媒體的廣告業務更被視為“資本主義生意經”，除了“樣板戲”的演出廣告，以及《紅旗》雜志的出版廣告外，其它廣告幾乎在大眾傳播媒體上消失。
文化大革命中，傳媒的性質發生了畸變，由普遍的新聞傳播輿論工具轉為單一的階級斗爭工具，其它功能諸如信息、服務、娛樂等都遭到了全盤否定。此外，新聞工作者的主體地位也被削弱到最低，大批優秀新聞工作者遭致橫禍。
文革一劫，黨的新聞事業幾至滅頂，大多數報紙停辦，最少的時候，全國隻剩下42種省級以上的報紙，直至1978年，全國仍隻有186種報紙。中國對外新聞宣傳事業萎縮，“中國新聞社”除了口語廣播、記錄新聞合並到新華社外，其它業務基本停止，國內分支機構全部撤銷。中國記協及各省記協也停止了活動。
“文革”之后，各地開始“撥亂反正”，新聞界也不例外，各地報刊清查和檢討了“四人幫”控制時期所發表的錯誤文章。新聞教育事業恢復並取得進展，在招生之余，還重新認識和學習劉少奇的新聞思想，掀起了新的學習熱潮。此后，新聞界極力擺脫“左傾”思想，但這一時期的新聞思想尚不完全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再度刮起了一場新聞思想的改革。
注釋：
1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該文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本書轉引自方漢奇、陳業劭主編《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第100頁，新華出版社，1992年
2 同人報，指個人自願形式結合所辦的報刊﹔亦稱“同人”或“同仁”
3 方漢奇、陳業劭主編《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第101頁，新華出版社，1992年
4 同上，第119頁
5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3卷》，第219－22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6 方漢奇、陳業劭主編《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第126頁，新華出版社，1992年
7 胡文龍主編《中國新聞評論發展研究》，第30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8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3卷》，第33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9 戈培爾（1897－1945），前納粹德國宣傳機關領袖，二戰戰犯。他生於萊茵蘭地區賴特紡織工頭家庭，1922年加入國社黨（納粹），
1925年任該黨早期重要頭目施特拉塞的秘書兼《國社黨通訊》主編。1926年轉投希特勒，同年10月任柏林黨區領袖。1927年任納粹黨宣傳部長兼《進攻報》主編。1928年任國會議員。1930年希特勒奪權后，任國民教育和宣傳部長。他積極推行納粹黨的文化政策，鼓吹戰爭，宣傳種族主義和法西斯思想。從此，“戈培爾”一詞成為造謠誹謗、進行法西斯宣傳的同義詞。1945年5月蘇軍攻克柏林時，戈培爾先毒死自己的6個孩子，后與妻子一起自殺。著有《圍繞柏林的斗爭》、《德國人要革命》和《從皇宮走向總理官邸》等書
來源：人民網 （責任編輯：燕帥）
